大家好，我是蠻野心足生態協會文魯彬，也是博仲法律事務所的負責人。我一直很期待今天的機會，因為有一些我平常沒有機會接觸的人，所以覺得滿難得的。我是1954年在美國出生，我們家庭小康，我是老么，小時候我很幸運的有機會充分跟大自然接觸，我父母喜歡一起去爬山、露營，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給一個歐巴桑帶，她跟她老公是經營一個小農場，所以從很小的時候一直到六歲，我都待在農場、長大。後來我們家搬家了，搬到科羅拉多，丹佛附近，所以我丹佛大學畢業，很容易被以為我是史丹佛大學的，我沒有那麼厲害，我只是丹佛大學而已。六歲到十三歲我都住在那邊，十三歲的時候，我們又搬到一個小鎮，在科羅拉多西南部，然後那邊很漂亮，所以又有非常多的機會去接觸溪流、高山，所以小時候我有機會跟大自然接觸。
我最近跟一個朋友分享，他說如果小孩子在六個月前，沒有機會跟大自然接觸，他幾乎沒有希望了。我聽了這個我覺得太誇張吧！這意思就是說沒有辦法讓一個人對大自然有感情。我不知道，我滿懷疑的。
我小時候有這個機會去接觸大自然，我覺得是滿難得的，有人說我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孩子，因為我十三歲搬家，非常不快樂，常常離家出走，然後大概從小學六年到高中二年級，我換了七、八個學校，那有一些是因為我自己跑掉了，有一些是因為學校不讓我繼續唸。但是到十六歲的時候，我開始打鼓，對音樂有音樂，所以變得比較乖，我爸媽也就比較沒有嚴格管教，所以我就過得比較好。到大學的時候，我本來是唸音樂，發現我真的沒有這個喜好，所以我就轉系，然後開始唸中文，畢業之後我不知道要做什麼，老師說一定要去台灣，那個時候美國跟中國沒有建交，所以要學中文，歐美的、日本的、外國的，大部分都來台灣。雖然台灣那個時候還在戒嚴時期，但是還是比中國來說，對外國人是滿自由的。
那個時候外國人很吃香，一般英文老師平均一個小時三、四十元，待遇還算不錯，我本來打算來台灣半年學中文，然後想自己繼續要做什麼。我非常崇拜我的大學老師，我曾問他說：老師，我可能要唸研究所，你可以幫我寫推薦函嗎？他說：嗯，這個我要考慮。可見我的表現很差（笑）。七零年代在美國，很多人去唸法律是因為唸法律，做什麼都有用。而那個時候我在台灣沒多久，中壢事件發生，那一年在中壢選舉，國家是沒有像現在這麼透明、民間可以參與、媒體可以報導，那個時候是1976或1977年台灣的戒嚴時期，中壢事件是什麼？因為懷疑國民黨作票，所以民眾很生氣，出現的暴力事件。那時候我和四個人住在一起，有一個人是客家人住在龍潭，就在中壢附近，他就跟開始跟我講台灣的一些歷史，我都不知道，我雖然大學修很多中文、歷史、哲學等等，但是關於中國的歷史，都是唸到1949年，然後台灣歷史一點點而已，其實根本不知道台灣的歷史是怎麼樣，所以我朋友就開始跟我講。後來，一年半之後我就決定我要學法律，因為那段時間我觀察到很多、很多很有趣的人，所謂的黨外人士，很多是學法律的，然後那個時候開始司法改革也慢慢啟動，我覺得這個滿有趣的，據說學法律不需要做很多事情，你可以賺不少錢，然後台灣慢慢變成一個法治的國家，越來越國際化，而且美國的影響非常大，所以我想回去唸法律。回去唸法律後就一直想念台灣，我一直想回來。所以我唸法學院一年級，心都在台灣，然後我跑到科羅拉多州大學有一個很棒的課程，是關於三零年代中國文學，然後在圖書館認識一個朋友，他是台灣來的，但是他說他不能回去，為什麼？因為他是黑名單，是台獨份子，那我剛好在修國際公法，那我想他可以來講台灣的國際地位，那一年我的論文正是要寫台灣的獨立建國的法律相關問題…唸了一年法學院，然後我就申請休學回來台灣，剛好史丹佛大學在臺大有一個語言中心，那我就回來這邊，也在臺大旁聽一些課程，然後更覺得要繼續留在台灣，所以那時候我覺得不回去美國，要繼續唸漢學，所以我申請夏威夷、密西根跟哈佛大學，夏威夷有申請到，而且有獎學金，但是密西根和哈佛沒有獎學金，所以我在猶豫，後來還是回去美國唸完法律課程。完成學業後，在美國考完試後，我就在1982年回來台灣，一直到現在。
一開始我在比較大規模的律師事務所工作一個暑假，然後再回去美國一陣子，然後又到更大的專利法律事務所做智慧財產權人，我主要扮演的角色是協調國外人和台灣人，可能台灣人去國外去投資，有發生問題需要聘請外國律師，我當聯絡人，台灣這邊是外國人來台灣投資，那我當一個外國人和台灣人的橋樑。到了一九八九年，我自己出來當老闆開律師事務所，規模做到一百多人，也算是台灣一大律師事務所之一。我們事務所每年會有一個所務會議，會用一、兩天檢討當年的經營，有沒有什麼人事問題或是其他的，大約在一九九七年，那一年我記得我們去桃園，那一天我喝了一點酒，回去之後我開始看這本書，英文是Beyond civilization: humanity’s next great adventure，中文翻譯為「探索文明的出路」，看了這本書之後，我真的覺得找到一些朋友，因為這位作者，我覺得他寫了很多東西，我有感覺，但是說不出來。後來我有去作者的網站，這位作者叫做Daniel Quinn，丹尼爾‧昆恩，他寫了一本書，台灣有翻譯，叫做「大猩猩對話錄」，那本書在美國得獎，我是先看「探索文明的出路」，後來回去看「大猩猩對話錄」，我覺得也很好。看Daniel Quinn的網站，他介紹一些書，他說這一本書：The continuum concept: in search of happiness lost，「富足人生的原動力」，我今天不是來賣書的，真的！不過這些書真的是對我影響非常大，我花了這麼多時間，因為我很期待各位，有一些人也會看這些書，然後我們會有一點共同的語言，這是我最終的動機。「富足人生的原動力」這本書，它是講養育，但是他是從一個特別的角度，一個女孩子她到南美洲的原始森林，這些人沒有跟文明接觸過，她就觀察他們對小孩子的養育過程，她就幫他們寫下來，所以當時寫這本書是說這個是可以成就世界的一本書。我看了這本書，然後Daniel Quinn也介紹了Paul Hawken寫的The Ecology of Commerce: A Declaration of Sustainability，我們翻成「商業生態學：可永續發展的宣言」，這三本書到現在，是我經營事務所的基本手冊。
這些書有什麼特色？為什麼可以經營事務所的手冊？我覺得最基本的是把一個企業變成一個社會企業，不是企業責任。企業責任現在很流行對不對？那些。都破壞環境、社會，做很多的壞事情，但是他們很有錢，所以我們看到的，就是他們捐錢給什麼肺癌研究之類的，提供補助給弱勢者相關的醫療，你看到一個產品的廣告越多，你要越小心產品的品質，因為他們為什麼需要做這麼多廣告？因為你的東西不好。好！我看這些書之後，我就是要做一個社會企業，不是企業的社會責任，是一個社會企業。什麼叫做社會企業？好，這個有一點法律的成分，我還是跟你們分享。什麼叫做公司？這個是公司法第一條，以營利為目的的法人。跟法人相對的另外一種人，是自然人。我們自然人，我們的生命有限，我們可能會因為害怕，所以有一些事情就不會做，或者如果之道會被發現，所以就不敢做。自然人怕痛、怕被修理，心理、精神、身體被修理都會怕，所以多多少少會避免做這些事情，自然人非常有彈性，而且感性。那法人呢？理論上法人可以活好幾百年，它會死嗎？嗯，也可以。但是它可以變身，變成另外一個公司。一個公司也可以生很多、很多關係企業，子公司等等，這些公司以營利為目的，以賺錢為目的。
公司表面上做很多很好的事情，但是它花一點點、很少、很少的錢做這些事情，有沒有例外？當然有。但是基本上，尤其是這個公司越大，它越有責任賺最多的錢，這就是它的宗旨。公司法有規定，如果今天我要去申請公司，我們公司的營業項目做好事情，對社會、對環境做好事情，我相信那個商業司恐怕不讓我登記。不過我想試試看，如果你要做志工，那你到協會來，我們來試試看一些有趣的案子。所以目前以營利為目的，那個營利就是賺錢，法人是不怕做事情被關起來，或許他們的負責人會有麻煩，他們的經理、行為人等等，但是公司本身是無法被關起來。所以公司它做了一些事情，以前負責人要負責，不過這二十年，有一個趨勢叫做除罪化，所以公司可以越來越囂張，越來越不怕。我不是說公司不好，我是說這是現況、一個現實的問題，它有這個宗旨。所以它當然要做企業責任的事情，企業責任就是要讓一般人覺得：喔！不是只有賺錢而已啊，我也會做對社會有一些正面的事情。
我看了這些書之後，我覺得企業是一個非常有力量的單位，因為它就是把一些人集中在一起，然後有一個共同事業，然後每一個人發揮他的功能。不過不一定要公司才可以這樣做，我可以是一群人，那我們就是要去賺錢，要賺多少錢？賺足夠維持我們的需求，永續發展。在1987年聯合國做出一個報告，那個報告就是用永續發展的一個定義，後來那個定義是我們台灣有一個環境基本法，環境基本法在2003或2004年通過，環境基本法就把永續發展下一個定義，和聯合國的定義一樣：滿足當代的需求，同時不損及下一代滿足他們需求的發展。發展就是生活的活，就是活著。因為我們身體一直不斷地在新陳代謝，社會也是一樣，一直都有發展，發展不一定是成長。永續發展這個概念就是一個社會企業。我就是要做一個社會企業，永續發展是一個很基本的概念是什麼？上限。那個上限在哪裡？上帝、神、佛才知道，人沒有辦法知道上限在哪裡，但是我們可以看大概的範圍，就是我們的需求上限。所以滿足當代的需求是什麼？我有兩個手機，需要嗎？三個手機？每一年都要換嗎？電腦都要換嗎？我需要汽車嗎？我需要這麼多旅遊嗎？我需要這麼多朋友嗎？我們理事長也問我：文魯彬，你需要辦這麼案子嗎？（笑）。你需要關心這麼多事情嗎？其實是一樣的，有一個上限、剛好的。但是那個「剛好」是一定有個範圍，如果沒有範圍，那沒有所謂的多樣性。
我在經營事務所時，我就說我們就是要有一個上限，然後呢，我先從錢開始。我是老闆，你來這邊上班，你給我什麼？你給我你的時間，那你想想時間可以用錢買嗎？這個當然是在美國長大的時候，很流行一句話：Time is money. 時間就是金錢。我們誤以為時間就是金錢是一個法律、是一個原則，它是一個事實、現象。我們現在的社會，時間都是金錢沒有錯，但是不等於時間真的是金錢，你可以用金錢買時間。
其實我們所有的時間都很寶貴，所以你給我你的時間，我能給你多少錢？我覺得有點愧疚。但是現實的社會要給薪水。好！那公司要給多少？當然我會覺得永遠不夠，但是我們有一些現實的條件，錢不是無限的，所以當然會有一個薪水的行情，但是這個概念我跟我的合夥人說，他需要多少，我們需不需要這個人？這個人在我們公司有沒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？我說我們盡量配合，他可能有一些事情我們不知道，他的家庭有問題之類的…。不過這樣子，我的合夥人，啊！你又要瞭解他的私人生活，你，搞什麼？這個是公司，這個是私事！你就要分清楚嘛！那我也有不同的看法。因為我看了這本書「富足人生的原動力」，我覺得很有道理，社會是從一萬年前開始做所謂的游獵生活，我們開始分這個是工作、這個是休息，我是為了休息而工作。
其實我剛來台灣的時候，很多人很喜歡工作，覺得很快樂，覺得我有機會到工廠，不錯啊！大家都滿勤勞的，人家好像真的是把他們的工作和休息混在一起。你看富足人生的原動力，她觀察原住民原始的生活就比較會這樣子做，比較不會像我們人格分裂，我是為了工作或什麼…所以我就開始覺得有道理，讓我瞭解同仁需要什麼？他跟我講說他家裡有什麼問題，或是他還要唸書、買房子、或是要結婚了，我覺得我們應該瞭解。在美國的話，你問這些問題你違法！你怎麼可以管這麼多？你怎麼可以關心你同仁的私事！所以其他的合夥人也覺得，你怎麼可以管這麼多啊？而且你要給他加薪、或是特別獎金。哇！你對同仁很好。
好了，九二一地震來了。那我說要捐一百萬，他說：你瘋了，我們今年還沒有賺那麼多。我說好，我們七個合夥人，有一個合夥人支持，但是其他人是非常反對，認為我們不是慈善機構，然後我說好！請每一個人今年一定要賺多少錢，每一個人需要賺多少錢，或是你想要賺多少錢都可以，請每個人寫下來，我再去看。我就把最高的乘七，說OK，今年年底我保證每個人都可以分到這麼多，包含薪水、獎金等等…他說不相信。我說如果沒有的話，我自己把錢拿出來。所以我們就捐了一百萬。然後我們就開始編明年的預算，我一樣說：「那明年你要賺多少錢？」，然後就寫了嘛，最高的乘七，那我說我保證，所以一月到十二月，你不要叨擾我、不要干涉我去花錢，如果到年底沒有你們要的這一個，那我就從口袋拿出來。好，1999年達到，2000年我們又達到了！
我們是律師事務所，因為那個時候外國律師不能在台灣執業，也不能當合夥人登記的人，所以我有另外一個顧問公司，我是顧問公司的負責人，而我的財務等等，給我的合夥人之一管，他是會計，所以我們事實上是地下合夥人，三個有執照的台灣律師，四個沒有執照。到2001年他們不高興，因為2001年的預算我也是用同一個方法，可是對他們來講是亂花錢，我們就是有支持一些團體、或是捐款等等，當然我是很透明都讓他們知道，但是他們不以為然，所以聯合起來把我踢出去。2002年2月1號我就成立博仲法律事務所，那時候衝擊很大，我當然我覺得我看了這些書，沒有什麼不好啊！都是滿正面的，我想做一個社會企業。好，我們賺夠了，其他的，我們回饋社會。但是我不要等到我們賺夠了，我覺得應該同時做，一個企業要依賴社會給你客戶、依賴社會給我們水電、資源，所以我們應該要回饋社會，我覺得這個是任何物種應該做的事情。
那時候拆夥的事情給我很大的衝擊，我開始檢討做錯什麼事情，我的朋友怎麼會這樣子對待我，我一定有問題。檢討的結果，我覺得沒錯！我沒有充分跟他們溝通，我所看過的書，他們沒有看，我所想過的事情，他們不知道啊，所以沒有充分的溝通，他們才會這樣子做！那我就好！我把我想法通通都寫下來，給所有要跟著我的同仁，如果你接受，你就一起來；你不接受，那就資遣。所以我把藍圖都寫下來，讓每個同仁都可以看，然後大部分的人都一起來，但是那一年真的很辛苦，到年底就生病了。
醫生說是癌症，肺癌三期，我跑到花蓮。那時候我有一個新的合夥人，他就幫忙照顧事務所。我十二月跑到花蓮住三個月，做一個自然療法，天天都去游泳、天天都到海邊。後來，回來台灣照X光，那個瘤不見了，醫生不相信，說真的我也不知道。後來我回到事務所，發現事務所有點亂，然後每個同仁跟我抱怨，我一個一個都跟他聊，用一個禮拜的時間，那我發現藍圖沒有人看！幾乎沒有人看！然後有其他人好不容易跟我成為新的事務所，要做一個社會企業，結果變成這個樣子，我就，唉，越來越不想做，不想服務那些破壞社會、自然生態的人。我就是要服務社會跟自然環境，這個就是我要服務的對象，那我回來這個事務所，事務所又不是我想的社會企業，所以我又決定要解散。後來在2003年八月，在圓山飯店開會，我說做不下去，問大家還要不要做？我們討論了兩天，我的合夥人他們說不要放棄，這個事務所不錯，可以做！雖然你覺得我們在破壞社會跟生態，但是我們那些同仁不覺得，所以我們談了一個新的模式。好，我不做任何的商業服務，我做的就是環境跟社會的服務，然後每個月我們的營業額要提撥百分之三給團體，不管賺不賺錢。再來，合夥人要拿多少，我跟你們一樣。現在就是這樣子的模式。
再回到我生病的那段時間，那個時候我就已經決定我不再做商業的法律服務，我就是要做對社會有正面、對環境有正面的事。如果我身體恢復的話，那我就要做兩件事情：第一，要做公益的法律服務，後來就成立蠻野心足生態協會；第二，我在思考一個問題，如果我可以變成一個很有效率、很厲害的法律團體，幫社會弱勢者跟生態團體，幫他們打官司、遊說、做一些事情，會怎麼樣？會得罪很多人，而且得罪的對象是政府機關、財團。好，怎麼辦？我會一定會繼續留在台灣，因為回去美國反而覺得怪怪的，加上美國是全世界最浪費、最會過度消費。所以我就想如果我做得很好，會有很多敵人，那我一開始不是說七、八零年代，台灣的外國人在干涉我們國家的事情，國家最好的解決方法是怎麼樣？請你走路！請你回去你的國家。所以我做了一個決定，就是把我的國籍放棄了！就沒有第二個國家，所以對不起，在台灣如果你不喜歡，你沒辦法趕我走，除非你把我關起來，所以我就放棄美國的國籍。因為台灣的法律規定是你可以擁有兩個國籍，但是你原來的國籍是外國的，你要變成中華民國國籍的話就必須放棄。那放棄美國籍拿不回來了，英國可以拿回來。所以我在2004年我放棄美國國籍，然後變成中華民國的國民。
講到這裡，好像沒有講到堆肥馬桶，糟糕（笑）。我從2002年開始關心台灣的環境，我發現台灣的生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，台灣的地質、地理方面的條件是很不穩定，加上台灣到處都開發，政府也不太管。事實上是台灣非常嚴重的官商勾結跟民意代表的關說問題，所以，在2005年世界經濟論壇作一個調查，分析全世界各國的環境永續指數，那一年芬蘭是第一名，美國好像是第四十名左右，日本第二十二、還是二十三，中國一百二十名左右，最差、最差是北韓，它是一百四十六名，那台灣排名一百四十五名。其實這個研究是考慮很多先決條件，我們的人口密度對環境造成很大的壓力，我們地理、地質本來就不穩定，加上九二一就把整個台灣的地理、地質重新洗牌，然後台灣一直不斷地開發。台灣已經過度開發，不能再開發，而且全世界現在已經在檢討，可是相關的問題，台灣一點檢討都沒有，台灣在世界真的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。因為我很傷心，三十一年前離開美國，到一個寶島。三十年以後，台灣拚命在學美國，真糟糕。
所以我們環評委員是滿嚴格的，我們不是環境保護，我們是永續經濟的提倡者。不是環保團體，是永續經濟團體。環境基本法第三條：基於國家長期利益、經濟、科技及社會發展，均應兼顧環境保護。但經濟、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重大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，應環境保護優先。但是我到環保署當環評委員，我們去審案子的時候，每一個環評委員會把這個環境影響評估的法規，但是這個法規沒有環境基本法，所以署長說應該把環境基本法也給委員看。大概放了兩、三次，之後就沒有了。後來變成我提環境基本法，環保署的同仁都會笑，因為大家覺得你怎麼可以挑戰我們偉大的政策！機場檢驗是既定政策、中科是既定政策。我說這是什麼國家？是一個法治的國家，還是什麼國家？沒有人理我。
當環評委員兩年，天天都去開會，他們非常討厭這個人，這個文魯彬已經當了二十年的開發單位的顧問，他們每一招，他都很清楚，很討厭。為什麼有一個人終於有看我們中華民國的環境相關的法規，發現環評委員有否決權。那時候我說環評有否決權，我們偉大的蘇貞昌說政策優先。但是毫無疑問的，法律位階順序是憲法、法律、行政命令、政策。所以我是對機關有意見，一方面非常有期待，一方面社會企業，一個人或是企業可以去撿垃圾，也可以做到擋一個案子。我在當環評委員那兩年，擋了許多案子，很多企業、官員都很討厭我。那時候在審台塑的大煉鋼廠，那個會議很緊張，就是因為他們說沒有白海豚，有白海豚就麻煩了，因為白海豚都有受到台灣野生動物保護法最高的保護。不是說不能開發，但是要非常謹慎。
我今天真的沒有講堆肥馬桶，不過如果你有興趣參觀我們協會，或是有興趣做協會的志工，也可以在這邊簽名，有資料可以索取。不好意思，我還沒有講堆肥馬桶（笑），今天我就講到這裡，謝謝、謝謝。
Q1：對不起，我還是對今天本來的講題很感興趣，我想問這個題目跟今天講的內容有沒有差距很大？如果很大的話，可不可以請文魯彬先生稍微講一點點關於堆肥馬桶的故事。
A1：當然可以。其實我今天都是講一個堆肥馬桶的故事，因為我想到有哪一個工作，是沒有人想做的？當然是洗廁所。誰喜歡洗廁所？其實我今天講的內容都跟這個有關係。我們整天都在呼吸什麼東西？氧氣。氧氣是誰的排泄物？植物。那我們的排泄物很棒的肥料，所以我今天在講堆肥馬桶後面的思維，作為社會的一份子，第一步驟就是把營利，從賺錢改為社會正義、永續經濟跟自然生態保護。從第一步驟開始就會知道，我們是不是有一些減碳的措施，比如關燈或是鼓勵同仁步行或騎腳踏車上班，甚至節水節電。
Q2：你之前賺很多錢，那你之後為什麼有辦法把你的慾望降到最低？因為通常人一旦越賺越多的時候，就會變成一個漩渦，就有可能跳不出來，那你怎麼有辦法、有能力跳出來之後，還能把你的慾望降掉最低？然後認為說其實這樣的生活是我需要的？我比較好奇的是這一點，謝謝。
A2：我很會享受，我在賺錢的時候，如果我要去哪裡，我一定要住在最好的飯店。我會享受，但是現在我同時也會想說，這個有什麼代價？所以我一邊享受，一邊焦慮。那我覺得以前我不懂得焦慮，因為我不知道代價是什麼。我們知道真相，我已經講過，我們在剽竊下一代，能夠滿足他們的最基本的需求，我們所有的事情會改變。坦白講，我們都喜歡過一個比較快樂的生活，所以有一些事情能夠就比較…那我是很倒楣，我開始看那些東西，我越看越多，所以我越覺得越有罪惡感，但是這個等於說我不會享受嗎？不會啊！我也會吃得很好，我很愛吃。我過得很快樂，同時我也很焦慮，很奇怪、很矛盾，而且我們的世界就是很奇怪、很矛盾。所以我怎麼把我的消費習慣改變，就是因為我越來越知道，而且有些東西我看了，我發現，像是吹冷氣對身體不好，排汗機能越來越差。但是你問我為什麼一般人慾望會越來越多，為什麼我不會？我不知道。可能是我看了這些書、還有生病的關係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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